淺談台灣農業運動歷史

黃土水的水牛群像

還記得大三時的某一天，各大新聞社會版頭條，斗大標題報導著白米炸彈客終於落網被補的新聞。其實當時還是學生的我，壓根兒不想明白誰是白米炸彈客？也從不過問這一個舉動的訴求是什麼？直到我開始想了解台灣農業的歷史，才知道白米炸彈客事件已在台灣農近史上留名。
我們回顧台灣社會的形成，由無數的先烈們犧牲了自己的血液、生命及自由，藉此換取民主社會穩定的建設及發展，身為後代子孫的我們當飲水思源！而時空快轉到豐衣足食的現代，8年前楊儒門為何要選擇激烈的手段，來喚醒政府重視農民生計和自由貿易對農民的衝擊？
就在2004年11月26日楊儒門被捕後，民主行動聯盟、勞動人權協會與聲援楊儒門聯盟等台灣社會運動團體發起「聲援楊儒門」連署運動。他們認為：楊儒門的行為，並不為台灣的體制所容許；但是部分弱勢者的聲音很難被聽見；在楊儒門被逮捕的同時，政府以及社會應該注意農業問題。並提出3點訴求：
1.農業兼具糧食安全、國防安全、生態安全、社會安全和文化安全等五大功能。台灣進入WTO國際貿易體系，不應以農業作為犧牲品，更不能成為政府放任國外農產品席捲台灣市場的藉口。政府在對外談判時，台灣的「糧食主權」應受到合理的捍衛。農民的生計活路，不能淪為國際強權夾縫下的祭品，更不容成為野蠻市場或買辦外交的賭注。

2.「白米炸彈」事件所揭示出來的農業問題，應受到執政當局的重視，並採取更積極的政策，挽救台灣的農業。

3.「白米炸彈」事件不應被視為單純的刑事案件，司法機構應衡情論理，對良心犯楊儒門的刑責做適度的減免。【1~2】

我想一位激進的左派青年，讓社會大眾看到了台灣農業與農民的困境，方法雖不可取，但無庸置疑地也為台灣農業帶來一絲曙光。2007年被特赦後的楊儒門，重新出發，學習如何以符合食物安全、公平交易、經濟效益等原則，來幫助農民。在參訪台中合樸農學市集之後，也使楊儒門興起了效法之心，並帶領團隊經歷一連串的努力，終於形成了我們今天在台北所看到的248農學市集。這一位出生於彰化二林鎮的農村子弟，找到了屬於自己的路來服務台灣農民，並貢獻於台灣農業。亞摩只有一個心得：我們該慶幸這事件能在無人傷亡的情況下平和落幕，而我們則必須繼續尋找適合自己的方式。

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饋，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
每一個社會運動的發起都有不同的訴求，但人民追求脫離生活困境的心則古今皆然。根據史記的記載，最早的農民抗爭發生於戰國時代末年，因為秦始皇不重視與民休息，穩定社會以及恢復經濟，導致農民生計無以為繼，在面對苛政之下，抗暴英雄陳勝開始率領農民揭竿起義。陳勝曾經從事佃農工作，因此非常了解農民困苦的生活，男人們甚至必須帶病下田工作以繳稅賦的地步。最終陳勝雖然無法推翻暴政，但後人卻以亡秦第一人來評價陳勝這位革命先鋒。【3~4】

戰國時代(西元前446-221年)距離我們是一段遙不可及的過去，但陳勝率領農民奮起反抗執政者的故事，則不斷地在歷史上演。如接下來的赤眉、綠林軍（造成新朝滅亡及東漢復興）、黃巾起義（造成東漢滅亡及三國成立的遠因）、黃巢之亂（間接造成唐朝滅亡）乃至於1850年-1864年，清朝的太平天國運動…等等，無不是規模巨大，影響深遠的戰爭。【5】
狗急跳牆，人急燒香。當這堵牆高到難以越過時，怎麼辦？
中國於晚清甲午戰爭戰敗後，為保住遼東半島以確保首都安全，於1895年4月17日由欽差全權大臣李鴻章與李經芳等人，於日本山口縣下關港一帶簽訂了「馬關條約」，答應割讓台灣與澎湖。而台灣則成為日本帝國主義下的第一個殖民地，開啟了台灣日治時代的50年(1895-1945)。生活在日治時代的台灣人民，無尊嚴可言，民族差異、政治差異、經濟差異是區隔人群最關鍵的因素，而20年代台民反抗運動和當時世界各地追求改革和解放的運動則是一樣的，目標都是要打破這堵牆。
日本統治台灣，不只是新舊政權的交替，更是社會文化從傳統走向過渡。雖然過去讀書人無法再參加科舉考試當官，但新政權也開闢新的社會流動管道，提供可以銜接新時代的新式教育。有些在晚清還相當貧困的家庭，也把握住日治時代社會變遷的契機，提升自身的地位。
新式教育則培養出一批有現代觀念的專業人才和知識分子，其中最突出者為醫生、律師、教師、記者、新式的小工商業者；而知識水平低的佃農與工人，則依然是地主與富商剝削的共同對象。無論是少數的精英份子或大眾，接受日本教育而成長，透過日本而接觸現代世界的思潮與文化，是他們共同的特色。

日治時代的族群與階層【6】

追溯台灣農民運動的過程只有兩個字可以形容：「艱辛」。因為你將會發現在日治時代，每個農民必須同時面對很多問題：煩惱辛苦開懇好的耕地，明天會不會被徵收而變成日本退休官員的土地【無斷開懇、官有地拂下】；擔心收成的甘蔗或其它作物交給廠商後，得不到合理的報酬【米糖相剋、專賣制度】；擔心村落間、宗氏間的衝突而影響農事進度…等等民生問題，上至總督府不合理的政策，下至農民與地主或與日商之間的衝突、抗爭。農民們為了維持家庭三餐的溫飽，就算艱苦也得咬緊牙關。如藝術創作者陳來興曾說：「我幾乎忘了藝術，為了誠實面對我的族群、我不能假裝面對快樂的寫生，農田裏不只是豐收的快樂，而泥土裏沾滿者長者的汗水、淚水、寂寞無助的弱勢族群，才是田園美麗外衣底下的真相」
當時日本正在推動「工業日本 農業台灣」的政策，因此台灣被日本定位為農業生產基地，初期以米、糖為主以供應日本內大量的需求。由於政策以及人民教育水準不足的關係，日據時代的台灣人平均約7成的農業從事人口，而利潤較高的工業、商業、製造業，大部份皆被日本人包辦。農民教育不足且社會資訊封閉，所以光靠農民的力量，難以和平方式說服大型商社，或與總督府溝通以爭取權益；加上日本帝國主義的專制，農民的聲音總是被壓抑甚至被視而不見。

農田下的勞動(陳來興 繪)

窗外清風一直吹　心事欲講抹詳細

有時悶悶想歸瞑　等無月光入來坐 

雙親頭鬃漸漸白　情愛誰人會賜配 

無講出的彼句話　只有博杯問天地 

問世間冷暖怎輪迴　事業前途應該走去叨 

希望一切就會凍順適　大大小小平安快樂過 

惦惦無聲　頭犁犁　看著紛亂的土地 

誠心最後博一杯　望天替咱保庇這個家 

(摘自「博杯」部份歌詞)

烈士根本不甩「棒打出頭鳥 棍捅縮頭龜」

「棒打出頭鳥 棍捅縮頭龜」這句話是入伍或進職場前老鳥常常告戒菜鳥：「永遠不要當最突出的那一個，也不要當最後的那一個。」意思就是順順的過就好。在探索1925~1930期間時（農運最盛時期），發現組織農民發起抗爭的代表性人物竟然是中產階級的老師、醫師、律師、記者…等等，而這些職業在當時已具有良好的社會地位以及穩定的經濟收入，事實上他們大可選擇平安順遂渡過就好，為何甘冒風險為農民發聲喉舌？難到這些知識份子不知道對總督府發起抗爭的後果是什麼嗎？這對目前捧著鐵飯碗的亞摩是難以理解的。但是深究之後才發現，原來事情並不單純！

大家試想一個情況：

假設你今天在一間大公司工作，付出時間、精力與勞力，辛苦1個月後的薪資所得，其中有3成~4成得付回公司；而家庭所需的柴米油鹽醬醋茶則統一向公司或政府購買，不買不行，因為只有他們有賣；上下班的交通工具，統一向公司租用，不租也不行因為只有公司有提供；加班沒有加班費，因為是責任制。當你花了寶貴的青春歲月工作好幾年後，除了維持家庭基本的吃穿住之外，發現竟沒有多餘的錢投入下一代的教育，甚至開始繳不起學費了，孩子得被迫中輟或退學。
我想現代應該沒人可忍受這種情況，何況這還只是經濟層面上的困難，如果再加上當時戰爭時期政局的動盪，以及社會上文化差異造成的衝突…等不安因素，相信人心一定會感到不安，而導致抗爭。日治時期的農民，就是在這惡劣的環境下生存，舉例來說：稻作每期的收成需繳3~4成的租金給地主，而種甘蔗的蔗農則必須把全數甘蔗交由糖廠過磅後決定價格；農作所需的種籽、肥料或農藥則被日本財團所掌握，只能向他們買；必要性農用機具也得向地主或財團承租才行，重點是價格都是他們說了算。在日治時代流傳一首憨歌詩：「第一憨 種甘蔗乎會社磅，第二憨 食薰噴風害健康，第三憨 惦路邊看喝玲瓏，第四憨 食檳榔四界嘔紅，第五憨 食酒醉來吐劍光，第六憨 喪事請五子哭墓，第七憨 吸毒販毒速死康，第八憨 三字經罵人祖公，第九憨 選舉替人四界蹤，第十憨 博繳提錢互人種」道盡了日治時代10大傻事，其中從事正當職業的蔗農竟然排入10大傻中的首傻，蔗農所受的剝削可見一斑。
1924年在彰化即爆發了二林事件，台史上首度由蔗農所發動的抗爭。當時畢業於台北醫專的李應彰醫師，求學時便懷有民族主義理想，與蔣渭水籌組「台灣文化協會」。回家鄉從醫後，因林本源製糖會社長期剝削蔗農，決定帶領農民向糖廠爭取權益。
另外畢業於台南師範大學的簡吉先生，於任教時眼見學生普遍因家計勞動而無心向學，甚至中輟或退學；且村民被官商壓迫而生活困頓，因此簡吉先生毅然放棄教職，組織鳳山農民組合，勇敢站出為被壓迫者發聲，並到台灣各地指導農民運動及組織。具有高度道德感的簡吉先生，甚至描述身為教師的自己，與苦不堪言的農民們相比簡直就是「領月俸的盜賊」，其強烈的道德感令亞摩肅然起敬，頭皮發麻。與思想早熟的烈士們相比，他們在18~20歲左右就已經受啟發並懂得為弱勢的農民發聲。反觀相同年紀的自己，則還在大學求學，忙著忘記不知道怎麼應用的理論，和一堆以後不知道會不會用到的實驗方法。
在1925-1930年間，農民的社運盛行，其中各地農運領導人以及活躍人物如：黃石順、趙港、葉陶、楊逵、簡娥、張玉蘭、陳崑崙、陳德興、侯朝宗、楊春松等人，皆為廣大農民們奉獻力量，或以巡迴演講、或以著作詩歌、或執筆寫作，大家適合自己的方式，希望幫助農民爭取權益，脫離困境。直到1929年2月12日爆發了二一二事件，臺灣總督府趁農曆年節期間，對全臺300多處駐點大規模突擊逮捕，史稱「二一二事件」，事件中被捕者有59人，8人遭警察釋放，餘下的51人被控違反<治安維持法>，許多重要的農組幹部不是被捕入獄，就是被迫偷渡至海外避難。由於總督府大舉鎮壓，以及許多活躍人士被補，因此農民社會運動開始轉入低調進行祕密的地下活動。到了1931年9月18日台灣總督府，更大舉逮捕台灣共產黨人士，被捕包含：創辦人謝雪紅(1927年於上海成立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俗稱台灣共產黨或台共) 、趙港、簡吉、黃石順、陳德興、簡娥、陳崑崙等人，分別被判了5~10年的刑期，較「二一二事件」的刑期更漫長。經過九一八事變後，總督府對農組的鎮壓更勝以往，且因眾多領導人物被捕或逃亡，因此日治時期的農民的社運至此算是劃下了遺憾的句點。【7-9】

台灣農民組合據點分佈

二次世界大戰日本宣佈投降後，台灣終於在1945年10月25日光復了，雖然當時舉國歡騰，但就在不久後的1947年的2月28日隨即爆發了228事件，以及戒嚴時期(1949年5月20日~1987年7月14日；或稱白色恐佈時期)，堪稱台灣史上最黑暗、最漫長的一頁。由將中正先生率領的中國國民黨，自大陸撤軍回台後，對人民的言論、著作、思想自由的管制更甚日治時代。只要稍微觸碰敏感話題如：共產黨(台共或中共)、時事評論、社會主義思想...等，隨時可能被依叛亂罪(懲治叛亂條例及刑法)被捕入獄，並進行思想改造，因此當時帶領農民抵抗政府鬥士的相關故事，至今仍少有完整資料流傳。若前輩或讀者有戒嚴時期關於農民社會運動史料，敬請來信告知，務必讓亞摩補齊這段空白。
1987年7月14日蔣經國總統宣佈解嚴，是人民邁向真正民主自由的曙光。次年1988年春季，由於政府決定擴大開放外國農產品進口台灣，引起大多數農民的質疑和恐慌。1988年3月16日台灣各地“農民權益促進會”發起一項大規模抗議活動，要求保障農民權益，反對美國農產品傾銷台灣，使廣大農民利益受害。參加者除農民外，還有工黨、民進黨成員以及青年學生等5000餘人。沿途焚燒芻像（即象徵臺當局的“模擬像”），並不時與警方發生衝突。遊行團體先後到了美國在臺協會、臺灣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國民黨中央黨部等單位呼口號，提抗議，要求當局採取有效措施。
1988年5月20日林國華、蕭裕珍等人率領雲林農權會，以農業開放將可能導致農民權利受損為抗議目標，主導南部農民北上台北請願活動，大批農民聚集於台北車站前的街道，準備前往中正紀念堂。由林國華擔任總指揮，蕭裕珍擔任副總指揮。並且提出全面農保、全面眷保、肥料自由買賣、增加稻米保證價格與收購面積、廢止農會總幹事遴選、廢止農田水利會會長遴選、成立農業部、農地自由買賣等七項要求，結果當天的遊行爆發民眾與軍警的衝突。[10-11]
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
所謂條條道路通羅馬，如何利用團隊的力量幫助農民，事實上方式有很多，但終究我們還是要選擇一條最有效或最適合自己的路堅持地走下去。之所以想探索台灣農運歷史，原因很簡單，因為搞社會運動也是幫助農民的方法之一，透過先烈或前人的經歷，可以大概評估搞農運對於農民是否有實質上的幫助，或者適不適合自己；而且在蒐集資料的過程中，則可以認識自己所不知道的台灣。

不同的時空背景下有迴然不同的文化風情，在過去政府打壓人民的時代裡，需要烈士衝撞極權，以換取微薄權益，雖然烈士已死，但精神將長存子孫的心中。而現今的農民運動，時常成為政客嘩眾取寵的把戲之一，讓人不敢苟同。取而代之許多的NGO組織、各領域有志於農業的專家學者們，則默默地在台灣各處發光，或舉辦市集、或鼓勵團購在地食材、或開課教育農民、或創意行銷、或文化保存者、環境工作者…等等，才是我們應該效法的正面教材。

改變台灣農業風貌的主因除了政策演變、技術的提升外，亞摩認為NGO的影響力也是無遠弗屆，因此得再繼續探索這三大課題了。

參考資料：

1.維基百科-楊儒門
2.賴幸媛 (2005)。從楊儒門案看農民問題。新台灣新聞週刊，8月8日第489期。
3.維基百科-陳勝
4.維基百科-史記
5.維基百科-農民運動
6.廖宜方(2004)。圖解台灣史(162-163)。台北市：易博士文化出版；城邦文化發行。
7.簡吉與日據台灣農民運動特展。
8.維基百科-台灣農民組合
9.網路文獻(簡道夫著)
10.維基百科-1988年台灣農民運動